新时代“昭通印象” | 十字路口，我们在等待……

霸道之世，政教不从天理良知出，而是由意发出。

同样值得重视的，还有周初存亡续绝的德政。内在本质是仁义和信托，而非霸权和契约。

遗憾的是，当代政治学研究严重缺乏政治实践智慧，故未能将‘政治道德纳入视野，这正暴露了其不成熟性。谢茂松则中肯指出：政治乃是一种实践知识，理解了政治道德，也就能更深刻地理解为政者个人的道德与能力不是两件事，而是在最高层面，即政治道德与政治智慧上的合一。完全有理由讲，解释德一词，也即是去作一部文化史，而尤为必要者当属还原德字的上古意涵。此种超稳定的大一统国家结构，既是一种统一的治理体系，亦是一种统一的道德秩序。儒家修德达致的范围并非限制于某一诸侯国，而在于普天之下。

孔子的一匡天下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、孟子的定于一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）及荀子的壹天下（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）都体现出儒家大一统的愿景。殷人之所以任西周王朝的官僚，不再是因为他们的族氏身分，而在于他们的能力。第二、支配者的权威来自于道德人格的感召，它固然有一部分是由服从者主观认定和自由给予的。

以治人之度自治，是为礼不敬也。在此意义上，当可理解为何会有德者得也的古训。萨孟武曾考辨说：政治上所谓贤者，不是指清恪谨慎循规蹈矩之徒，而是谓识大体，知权经，而有佐国之才之人。化就是要你推开一步，让物物各得其所，各正性命。

《春秋繁露·灭国上》则讲：王者，民之所往。这种政治理性及其模式使得西周得以持续扩展政治版图，不断促进民族融合（以形成中华民族的早期形态）。

而天地之大德不是别的，正是一个生字，亦即生生之德。徐复观曾对此再三致意，甚至不惜称之为德治的本质：先秦儒家，凡是在政治上所提出的要求，都是对统治者而言，都是责备统治者，而不是责备人民，这可以说是一个‘通义，此即‘德治的本质。然而还应强调的是，中国对四夷是承认‘皆有性，并非讲德化时就抹煞其‘个性。儒家修德达致的范围并非限制于某一诸侯国，而在于普天之下。

但仅仅依靠礼是不够的，还需辅以刑的手段，故孔子曰：其为教，古有礼然后有刑，是以刑省。前者是父教子，后者是君导臣，所达到的境界，统称为德化。质言之，就是既以德性设计制度，又以制度养成德性。《大戴礼记·礼察》说得非常精彩：凡人之知，能见已然，不能见将然。

（《礼记·表记》）周人用宗法—封建—礼乐这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，取代了殷人以神为中心的宗教治理，代之以人为中心的礼乐治理，并再三强调礼之重要性，如凡治人之道，莫急于礼。关键词：先秦儒家  德  德性政治  中国政治理论 一、德性政治是中国政治活着的传统 文化学者张旭东指出：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人不是儒家意义上的传统的中国人，但它却依旧处在传统内部的断裂和连续的历史韵律之中，包含着传统中国文化的种种元素，并以自身现实中的活动为中介，把这些‘文化因素转化为一种崭新的价值和精神力量。

正如告子所言的生之谓性，性者生之质。对于作为新中国根基的新人而言，一系列近代以来确立下来的普遍观念，如自由的观念，人的尊严和平等，民主的观念，创造和对幸福的追求，等等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的伦理基础、文化基础、政治基础、道德基础，是她合法性的真正来源。

笔者兼收邹晓东及斯维至两家观点，更借助郑开出色的前诸子时期的思想史研究，将前诸子时期或前轴心时代的德义归纳为二：（1）谋求（seek/strive for）（动词）。中国人或中华民族（共同体），是经由历史观、治理实践和共同的文明生活长期塑造出的、具有生生不息精神的历史主体。孙庆伟甚至指出：早在更古远的帝喾时代，其与帝颛顼相比的进步即主要表现为德的萌芽，如称帝喾仁而威，惠而信，修身而天下服，又称其色郁郁，其德嶷嶷，帝喾之国不仅兼具世俗权力和宗教力量，更有人文精神的滋生，必然是当时文明化程度最高的‘中国。此种新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具有多样性、流动性和开放性，但也呈现为一种不断推出自身之外，但又不断回到自身基本诉求、基本认同、基本价值理念和指向的往复运动。从此种现代性发生学观之，17-18世纪资本主义商业社会兴起之际存在一场内生的人性争论过程，彼时欧洲思想家们从欲望（passions）中分解出利益，使之成为一种温和无害、足以平抑驯化其他有害欲望的特殊欲望，成为沟通、平衡欲望和理性的桥梁。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第三十五条指出：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，是人民的公仆，要做到忠诚干净担当。

唯有将包括文明/教化引入何谓中国的讨论，才能获得一种更为整全的主体意识，进而提升我国的学科、学术与话语体系的原生创制能力。借助对于前诸子时期德的字义及德性政治思想的粗略梳理，可知德性政治的浮现，关键时刻乃在于殷周之际，主要特点是以人文觉醒为表征的政治理性化过程，即从上古时期具有萨满主义色彩、以事神为主的德义，走向西周作为宗法文明核心、以人文为导向、以礼乐为载体的德义。

而中国的‘文化不是culture，而是civilization。胜利者破人之国而非灭人之族，失败者丧失其戎却能不失其祀，可被视为基于政治人道主义的国（政治—军事概念）与族（文化—宗教概念）之间的适度分离，亦构成传统中国国家世俗理性早启的重要环节。

今无礼以教而齐之以刑，刑是以繁。三、重构先秦儒家德性政治理论的若干基本原理 有学者指出：前孔子时代，中国有两次价值和思想危机，分别是殷周之际和春秋时代。

德在建构中国认同方面确具历史作用，而且成为文化中国概念背后的思想基础，是‘中国所以是‘中国的度量衡（标准和尺度）。借用马克斯·韦伯（Max Weber）对于正当性的分类阐发，石氏认为儒家的政道是韦伯所说的卡里斯玛（Charisma）的形态。《礼记·表记》说：君子议道自己，而置法以民。因此天子为天所立并被委以统治之任。

假如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‘有中国特色的概念、价值观、思维方式（例如礼、德、孝、忠君、‘大一统观等）是永恒的和内在的，从‘三皇五帝时代而有的。这就好比一个艺术家，虽然不计代价地为追求美学而委身，却也乐见其艺术作品能卖得一个好价钱。

人民虽然‘自然，仍待圣人的‘辅，辅依然是‘为，不过这种‘为，是以人民为‘主，而统治只居于‘辅的地位，这边没有统治者的私意杂在里面。而宗周成为王朝文化传播的核心，贵族子弟学成后将宗周的文化带回封国，封国本身的学校，又再将文化进一步传递到次级贵族的采邑，成为树状的传播模式。

治人的、政治上的标准，当然还是承认德性的标准，但这只是居于第二的地位，而必以人民的自然生命的要求居于第一的地位。5、制度-礼法合治 徐复观将儒家政治思想的最高原则便宜称为德治主义，将其基本努力的对象便宜称为民本主义，而把原则落到对象上面，则以‘礼经纬于其间，我们或可称之为礼制主义。

若对臣民采取兵刑（王化），威慑四方，则属于例外。德以柔中国，刑以威四夷。在萨满式的泛太平洋文明之中，中国文明表现尤其凸显天人沟通的特色。然而，‘礼之一字却意味着高尚与谦冲的文明，全然摆脱了斗争冲突中的丑陋与血腥味。

比起商代，企图将古代的城邦国家杀害其贵族，强力压抑成为农业聚落，并且俘虏敌人为奴仆，不幸者用之于祭祀，周人算得上宽宏大量了。尽管前文已略述儒家德性政治在传统中国的历史呈现，但其在当代中国政治之中是否仍然有其流风遗韵，抑或已然成为纯粹僵死的文物了呢？王光松曾以孔子有德无位解释史为线索，从史的角度追溯了该问题的生成及儒家德位合一政治信仰的由来，进而从论的角度对孔子有德无位解释史的话语结构进行了分析。

谢大宁甚至称德为儒学的基源问题，并高度重视孔子思想的前理解，将孔子视为周文的诠释者，进而以德为枢轴型塑孔子之前儒学的形成过程：（1）德在殷周大致是关联着天命而言，受命者为天所庇佑，周人昌言以德配天，以礼乐制度证明德命之常在。故‘天‘人之间可落实为‘位‘德之间。

儒家的天命观中的一个特点是天命与德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，而德和命是联系在一起的。王柯详细阐发了文明论的华夷观，尤其是将‘天下与‘德视为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基础。